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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总看到有病友转发关于北肿淋巴肿瘤内科朱军主任的一篇微信，讲到“朱军主任善于宽慰患者，爱拍患者的肩膀，跟你说别怕”，“朱军主任看病不赶时间，哪怕你拉家常，他也笑眯眯地听着”“朱军主任手下无弱兵，医生专业素质和口碑一样过硬”……这些也是病友口中、眼里的朱军主任“啥时候都用笑容迎接患者”！这些也是咱们淋巴瘤病友及所有生病的人都认可的好医生标准。虽然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医生，尤其是知名医院的专家级医生工作强度大，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在工作，但作为每一个患病的个体，我们仍希望医生能在我们身上多花费一些时间，多倾注一点耐心，多展露一丝微笑，这些能起到处方药所不能的缓解患者焦虑的作用！ 原文来自“大医生兵器谱”，摘录如下：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 淋巴肿瘤内科 —— 朱军
天下惟至柔者至刚。 他至柔，对病人出了名的好。医病难，医心更难。可从他门诊走出去的患者，会带着卸下重负的笑意。 他亦至刚，温暖背后，是对专业的自信。数十载寒暑的自我磨砺，和18年的精心雕琢，他将一个默默无闻的科室，浇筑成全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淋巴瘤专科之一。 朱军，淋巴瘤科权威专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大内科主任、淋巴肿瘤内科主任。刚与柔融成一股上升力，推动他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目标。 朱军说，最令他开心的评价是：“对病人挺好，看淋巴瘤看得最好。”
曾有一位淋巴瘤患者说：“健康人很难体会，当得知自己得病时，恐惧感瞬间把我淹没了。当时，我觉得我精神上的负担，要远远超过身体上的病痛。” 虽然近十年来，淋巴瘤已成为治愈率最高的肿瘤之一，但出于对病症的担忧、不甚理解和各种误区，病患总会把自己装进“惊恐焦虑的套子”里难以自拔。 “朱主任，我这病……能治好吗？”门诊上一位老人眉头紧锁地问朱军，他被诊断为B细胞淋巴瘤。 朱军拍拍老人的手，解释道：“就目前的检查来看，你的病灶不太明显。治疗方法很明确，免疫化疗，就是打针、吃药、输液……全部治疗结束后，我们治愈的把握有50%多一点。但还有一部分可能，在停止治疗后的观察期，一两年，两三年，也许会复发，但还可以治，我们的方法、药物都很多，经过这些治疗，管上个三五年，甚至十年，多好，八九十岁了！” 他笑眯眯的，就这样把病情、治疗方式，用最平常的话，都解释清楚了。“老人家！放松、高兴点。不怕，有我们呢！” 如此讲解自然是很费时间的，对于身兼领导职务的朱军而言，这让笔者觉得过于“奢侈”，但眼见一双双眉头逐渐舒展，又觉得这样把安心传递给患者和他的亲人，很划算。
他很爱拍拍患者的手或者肩膀，遇到青年小伙，“下手”还会格外有力些，为的是给对方以力量。而几乎对每个患者都会重复的两个词，是“不怕”和“放松”。 医生常会让患者“放松点”，但真正做到又太难。不仅是个体病情千差万别，病患的认知能力、沟通理解能力，乃至不同地域的方言，可能都是障碍。 像带着学生复习功课一样，朱军翻着厚厚的病历，先把病程和治疗经历 “复盘”一遍，每次都花上五六分钟。 常常的，反复讲解完了所有，患者或家属仍然坐着不动。诊室里安静着，患者欲言又止的沉默着。朱军微笑等着，轻声问一句“还有什么担心的”，让患者压抑的情绪终于喷涌而出：“其实我就是担心我再也………” 那些时常听起来“无厘头”的担心，那些泪眼和哽咽，恰恰是患者最无人可问的恐惧，最隐秘的心结，甚至，是自己记在小本上轻易不示人的一二三四。 所以，哪怕是旁观朱军的门诊也是极耗心力的，半天时间，要在“迷茫——极度压抑——缓解——希望重现”的巨大起伏中“共情”十多个来回。 美国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说，病人需要医生那种“给人以希望”的温柔接触，那种无所不包的从容长谈。 无所不包，就包括接诊时朱军天南海北的拉家常，比如患者的工作学习、方言饮食。一上午的门诊，感觉朱军在地图上逛了一大圈。 实际上，他比逛大圈还累。三个半小时，不间断的讲解、破冰，以及到了11:40，最后一个加号的患者进来，他仍然可以微笑着，帮患者拉拉椅子，说“您好，请坐”。 “一上午的门诊之后，常会感到人是懵的。但能用自己的本事，让病人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朱军这样解释他如何保持暖心的微笑。 在他看来，门诊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了解病人情况，用自己的专业给病人或/和家属以参谋和指导；二是要尽最大可能安抚病人，“信任的基础牢靠了，治疗效果也就有了保障，医患关系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这样的诊疗，往往就会实现朱军口中的“治疗目标明确”、“患者欣然接受”、“选择方案恰当”、“效果稳定有效”。 充分的交流既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也是朱军给自己“蓄电”的手段，周一到周五，但凡工作结束得早，周末但凡不出差，他总会到病房转悠一圈。甚至是春节，都能在病房见到他的身影。 结束了门诊回病房，一路和患者打着招呼，问两句病情。“跟这个说两句，跟那个聊两句，病人高兴我也高兴。”朱军对笔者说，“说到底，我最喜欢的是当医生，出门诊、查房，这事儿干着痛快。其他的，是责任。”
实际上，朱军的门诊病人，超过七成都是棘手的病例，外省市医院，甚至一些北京三甲医院已有初步诊断，但病人说：“找朱主任看过才放心。” 这也是所有顶尖医生的“宿命”——容别人所不能容，做别人所不能做。这样的病患，带来的往往是不同医生的不同结论，病历至少都有两三公分厚。甚至，有的患者无奈地说：“我这个病，两个专家的意见，打架了。”
“技术不好，说什么都白扯。”朱军自信，在淋巴瘤这个领域，自己可以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治疗方式以供选择。这种自信来源于多年的专业积淀，来源于对前沿的把握，以及团队能力的提升。而在1999年接任淋巴瘤科主任之初，朱军的底气还没有这么足。 朱军刚到北大肿瘤医院时，内外科相差悬殊，而淋巴肿瘤内科，更是内科中最弱势的一个科室，总共只有4位大夫，一年收治病人不过数十个。1999年接任科主任之时，他就有一个强烈的信念：“一定要把我们科做好，把淋巴瘤做出来，要在这个圈里做出点名堂。” 怎么做？是摆在眼前最现实的问题。当年的朱军苦思冥想，要多干活，多收病人，缩短病人平均住院时间；开展新项目，要拓展外部合作……想法很多，最终有两个重点，一是临床试验、二是规范化诊断治疗。 在肿瘤领域治疗中，新药临床试验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尤其在淋巴瘤领域，治愈率的提升与新药的应用密不可分。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团队，必须要在临床试验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否则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 朱军带领着科室的医生们，从开始学习国外做起，逐渐参与到一些临床试验之中。凭借着在圈子里的好人缘，朱军找到了一些合作者，开始独立承接临床试验。朱军是个极重承诺之人，由他的团队承接的临床试验，每一个都有超高的完成质量，久而久之，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现在，朱军的团队被誉为“淋巴瘤临床试验的领跑者”。据统计，2016年，全国45%的淋巴瘤临床试验是由他们所承担的。在朱军坐阵淋巴肿瘤内科的这十余年，淋巴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了近40%。周四的全科会，专门有一项是临床试验汇报与讨论。 手里掌握了各种最新式的“兵器”，如何帮患者选择最适合的，就成了他们的使命，这也是每周大查房和疑难病例讨论的“任务”。二十多人坐在一起各抒己见，从病理到数据，到患者的就医经历，甚至是家属的情绪和期望值，都会被纳入考量。 这样的规范和慎重，是矢志成为国内淋巴瘤规范化治疗的先行者。在朱军看来，这是中国淋巴瘤与国际接轨，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超越的关键所在。 以鼻型 NK/T细胞淋巴瘤为例，这是一种明显高发于亚洲的淋巴瘤。根据我国 T细胞淋巴瘤的常见特点，朱军带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的临床试验，通过几年比较研究，在鼻型 NK/T细胞淋巴瘤的治愈率、治疗量和回馈反应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在美国著名的 NCCN指南中，治疗鼻型 NK/T细胞淋巴瘤的三篇参考文献就有一篇是朱军团队贡献的。此后，他们逐渐将这种规范推广，开展培训班，开展 MDT，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一起。朱军表示，我们治不完中国的淋巴瘤患者，但可以制定统一的诊断治疗规范，医生受益，患者也受益。 18年来，朱军与他的团队共同成长。从平均住院日48天，到2016年平均住院日3.4天；从一年收治百余病人，到一年新收治近800人，年住院人次达5000。现在，还是全国淋巴瘤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数量最多的单中心。他说：“技术、团队有力，才能把服务做下去。病人的口碑和声誉会支撑着你一点点前行。”
如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已成为全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淋巴肿瘤专科之一。朱军说：“我最骄傲的，就是把一个不起眼的科室，做成一个全国同行认可的科室，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一个有竞争力、有凝聚力的团队。”
朱军的团队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话语间，他常会用“家人”来称呼大家。团队成员对科室的评价也很欢脱，“我们这儿没有那么多规矩”、“大家都很随意”、“我们是被放养管理的”，不一而足。 朱军被公认“心大”，他常说：“我们科室强，不是我一个人强，是我们每个人都强。我不怕你们比我强，超过我更好。”这个科室的多数骨干力量处于三十到四十岁年龄层，正是职业爆发期。朱军的大弟子、淋巴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应志涛说：“在我们这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只要好，主任都会支持。” 在科室副主任宋玉琴眼中，朱军善良，周到，处处为他人着想：“哪怕自己受委屈，也要让大家舒服满意。在这里，所有人都会觉得，只要工作努力，自己就会被关注的。” 朱军的目标，从来不是个人拿什么奖，而是想大家一起把事业做起来，把整个一群人带起来。他笑言：“一说到我是北大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大夫，在这个圈里，不丢人。你给团队争了光，团队不给你丢人，互为增益，这就把团队精神带出来了。”
在这种宽松的管理框架下，朱军唯一不放松的，是对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的把控。对病人负责，尊重每一位病人，这是他的原则，更是他的底线。18年来，朱军一直以身作则。 查房时，一位病人有些局促地站在床边，问道：“朱主任，我就想问您，什么是骨岛？”朱军对这个问题有些意外，这个词对普通人来说，着实过于生僻，对于淋巴瘤患者来说，也并非需要科普的知识，但他依旧很认真地予以回答：“你看的报告里面有‘骨岛’这个词对吧？显微镜下，骨髓中造血细胞有集聚就是骨岛，骨岛存在说明你的细胞在增生。你报告读得很认真啊！其实你不用特别去钻研那些报告，结论问问大夫就知道了。你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下一步治疗路径，如果目前化疗有效，很快就可以开始采集造血干细胞，朝着自体移植的方向努力！” 这位病人来自贵州毕节一个农村，只身来北京看病，内心难免不安。朱军将他的疑问解释清楚后，特意和他多聊了几句家乡事。 朱军说：“我特别看重不欺负病人这件事。只要是我科里的医生，决不能带着有色眼镜看病人。但凡有谁这样，我绝对一点不留情面。”
“面带微笑，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是朱军教授给学生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总爱说：“人生会有很多困难，但都会过去的，好好克服，不要怕。” 从小开始，朱军就不是一个轻易向苦难低头的人。1962年，他出生于重庆沙坪坝，6岁搬到涪陵上学，上学之路是年幼的他遇上的第一个坎儿。 由于上下学需要度过乌江，单程就要一两个小时。冬天天不亮，朱军已经拿着馒头出了门，在一片大雾的江面上，坐渡船去上学。夏天发洪水的日子里，划桨的渡船无法出航，他必须跑到更大的渡口去坐机动船，路程又要多出一个多小时。 回顾年少岁月时，朱军曾表示，渡江求学的那些日子，培养了他面对艰难困苦的从容心态。“经历过那些，好像没有什么事是特别难的。” 高中时，朱军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成为刺激他学医的原因之一，“至少以后家人遇到问题，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作为家里三兄妹的老幺，在他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大学生，朱军要是再上大学，家里经济状况会雪上加霜。所以他选择了学费、生活费全免的重点军校——第三军医大学。 军校生活封闭、严谨，学习十分紧张，让原本勤勉的朱军对学医更加心无旁骛。毕业那年，刚好赶上解放军总医院招聘，他以优异的成绩和表现被招入，并被分配到血液科。扎实的知识，勤勉的态度，得到老师们的认可。 1994年，朱军获得了前往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留学的机会，为期三年。刚到以色列，就被这个”小国家的大医院“的各种条件和实力所震惊，令他深刻体会到当时国内与这个“地理小国”的科技差距。短暂的自卑很快就被十足的动力取代，“想过好日子，就得学”！留学期间，朱军主要从事有关器官移植的免疫耐受研究，临床经验日渐丰富，科研水平直线提升。 1997年回国后，1998年转业来到北大肿瘤医院，36岁成为淋巴肿瘤内科主任。朱军每天早上七点多到病房，自己一个人查房，一本病例一本病例地看。每个病人的情况他都会记在一张纸上，科室会上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 朱军感慨：“这么多年过来，我的体会是，做任何事情，往好的方向努力，该回报的总会回报。”
俗话说，知足常乐。但不满足，才能常新。 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名医生，朱军说，自己收到的回报已经很多，很知足。但作为一个科室的领导，一个医院的领导，他认为自己远没到可以满足的时候。 随着淋巴瘤近十几年治愈率的迅速提升，这个病越来越为人所关注，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上面发力，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朱军认为，在这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环境下，北大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作为全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专科之一，更应该为中国淋巴瘤在世界上发声，做些担当。十几年前，他不敢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什么都不是”，但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有了坚实的底气。 在日前北大肿瘤医院的医改启动的动员会上，朱军说：“我们面前的困难有很多，我们要做最好的肿瘤医院，就要看到自己的差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3600家医疗机构，我们不能在深水区淹死。危机危机，有危就有机，感觉到危险了，才有可能去抓住机会。我们这么去做了，才有可能在这次大的变革中，再跨进一步。” 朱军希望，在任职期间，把医院再往前推一把。“如果未来，我们的后代觉得，中国的医疗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甚至反过来，要别的国家都来羡慕我们，那时候，作为经历者、推动者，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我会很满足。”他这样描述让自己满足的“标准”。 然后，就可以彻底回归一个医生的“本质”了吧？“再干几年吧，不做科主任，书记了，我就去当个闲大夫，看看病人，翻翻书，讲讲课；偶尔和三五好友一起，回忆往昔峥嵘岁月，这就挺好。”纤尘不染的办公室里，朱军泡了一壶茶，在氤氲茶香中，他眯起眼睛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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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7 16: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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