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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癌症患者的感慨人生
我于1999年3月29日被市医院初诊为原始性N性外坯细胞瘤——癌症,市医院医生告诉我单位和家属:“病人是癌症晚期,没有治疗的必要,最多还能活一周,回家准备后事吧”。 当看到年幼的女儿前来告别时,我无法放心离开人世。我要求转到省级医院治疗,单位和家属对市医院的“宣判” 深信不疑,对于我转院的要求有些勉为其难,这时一位教师出现在我病床前,他与我没有亲戚关系,也没有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仅仅是认识而已,他从朋友口中得知我病危的消息后,主动前来医院探望,积极支持我转往省医院治疗,他一边做单位与家属的工作,一边与省肿瘤医院联系转院事宜,事后专程到省肿瘤医院看望,并将我托付给他省城的兄弟关照,这是我需要用一生去感恩的人。 当亲属、朋友、战友、同学、同事得知我即将离开人事的消息后,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回避,没有在我即将“死亡”之前见上最后一面。想一想,是我做人失败?还是这些人太“现实”?我一生与人为善,与人和平相处,平时也没“栽刺”,为何一到关键时刻,平时要好的这些人就无影无踪了呢?还是古人总结得好,朋友多酒肉,朋友少患难。 1999年4月7日转入省肿瘤医院,经历了6个周期的chop方案化疗、350 Gy放疗、中药扶正治疗和注射干扰素。治疗中面临了两次危险,一次是化疗引起吐胆汁→吐血→缺氧休克;另一次是化疗引起白细胞下降,导致细菌感染高烧不止。在余医生的精心治疗、在王护士的细心护理下,我于1999年12月29日治疗结束出院。 从治疗到康复,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归我妻子。当市医院宣判我“死刑”时,我向双方亲人交待后事:“女儿年幼,妻子一人难以承担起女儿的抚养,她还年经,我死后给她找一个诚实本分的人成家。”我在省肿瘤医院治疗期间,我不知是否能走出医院,即使走出医院也不知能活多久,不想耽误妻子的青春,也不想让妻子为我拖累,于是我向妻子提出离婚,女儿与妻子生活,所有财产归妻子所有,妻子抱着我痛苦一场,说什么也不肯离婚,不离不弃地细心照顾,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大难临头赶都赶不飞,这样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 住院9个月期间,12岁的女儿托付给姨姐照看,孩子虽然小,但内心对父母的依恋确非常强烈,每逢双休日,都会独自前往曾经的家(租住房)打帚清洁,清洁完就在屋里发呆,常常忘记了时间,孩子的姨妈好几次催促吃饭,发现孩子在偷偷流泪,显得孤独无助。 出院后医院建议休息6个月,我实际只休息了2个多月就开始上班了,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正常人对待,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养成良好作息规律,从不给自己找任何偷懒的借口,用自身证实癌症患者≠废人,我一直坚持到了至今。 治疗结束后,当遇到亲属、朋友、战友、同学、同事和熟人时,我隐隐感觉到它们有意无意地躲避我,就象躲避“瘟疫”一样,认为我是一个活不长的人,没有必要与我接触。有位近亲说过一句话:“反正我比你活得长,你能活到那一天都不晓得”。从这些微妙的表现刺激了我,要让别人看得起你,首先你得自己看得起自己,我一直努力与癌症抗争,争取健康长寿。 打拼了半身还在租房住,准备在有生之年买一套房子,也算是对妻子和女儿有个安顿,订了一套121.5平方米的房子需要7万元整,自己又没那么多钱,于是向父母、兄弟、妹妹和亲属借一部分。父母说:“我们只有3000块钱,在你舅那,你去拿吗。”我去找舅拿钱,舅说:“你父母没有给我说借钱给你。”紧接着我妹来电话说:“父母回老家要用钱。”言下之意是父母借不了钱给我,其实我父母的积蓄何止3000元?给弟借钱时到是答应得爽快:“你交房款时给我说一声就是了。”一月后我去找弟拿钱,弟说:“你早不说,我以为你不要了,我已经借给媳妇的二姨买商铺了。”我真是无语了,我提出借钱在先,弟借钱给它人在后,弟借钱给它人时没问一声我是否还需要借钱,把我戏弄得哑口无言。找妹借钱时,妹说:“我那来得钱哟。” 在买房筹钱无着落后,我找到一位认的同姓氏叔叔说明情况后,二话没说就问:“你还差多少,把银行账号给我,我转给你。”我说:“还差3万,按银行贷款利息给你借,我与妻子共同给你打借条,并向你承诺,即使将来钱未还清我就离开了人世,我死后政府补贴的钱用于还债,如果不足部分可用房子作为抵押,逾期未还清你有权处理房产。”这位同姓氏叔叔说:“我能借给你就证明我信任你,不用打借条,要给利息你就不要找我借,谁没有难的时候,如果你将来还不了,就不用还了,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帮助吧。” 在住院期间,中途因垫付医药费未及时报销,眼看就没有生活费了,这时恰巧我父母带我女儿到医院看望,在医院呆了10来天,住宿和生活费是给同病房病友借的,我念念不忘这位离我而去的病友,至今仍与病友的家人保持着联系。父母走时答应回去后借给我5000元,结果只借了2000元。 父亲因个性太强,与他兄弟姊妹的关系处得很僵,与左邻右舍的关系也很差,与母亲之间感情破裂而离婚,与弟妹之间似仇人。现在父母年事已高,平时生活和生病住院全靠我与妻子照料,弟妹基本不管。我在父亲眼里是“恶人”,一族人中只有我才敢说他的不是,其他人只能敬而远之。 在买房筹钱过程中,经历了近亲与远邻之间截然不同的对待。近亲把钱看得比亲情还重,认为借给我是打水漂,我能活到什么时候是未知数,我死后找谁要?那怕借100、200也是对我的一点帮助吧!结果一毛不拔。而我这位同姓氏的叔叔确在关键时刻慷慨解囊,不但借了钱给我,还拒绝付利息,更没有要借据,这种友情胜过了亲情。2年不到我就还清了借款,同姓氏叔叔说:“你不用节省急于还我,你用这钱加强一下营养”。我说:“好借好还,钱还了我才会心安,对叔叔的帮助我无以回报。”叔叔确说:“那好,钱我收下,你有困难不要忍着,一定要告诉我。” 2002年在市医院复查被误诊癌症复发,我打算再次前往省肿瘤医院治疗,因无钱支付医药费,父母让我卖掉住房治疗,我父母、兄妹、亲属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此时没有一人愿意撑出援助之手,我坚决不同意卖房治病,我当时决定走一步是一步,决不能因个人治疗导致妻儿流离失所,后来省肿瘤医疗为我“平反”——市医院误诊。 我与某乡党委书记平生未结仇恨,平时也没招惹过他,但他在关键时刻对我落井下石。这位乡党委书记的人品我不敢恭维,班子成员没有一个对他印象好,走一方“黑”一方,每到一个单位都会鸡犬不宁,以整人害人为乐趣,结果自己也没好下场,儿子吸毒被女朋友抛弃,最后选择与火车相撞而亡,他本人把异性肚子搞大,被前妻净身赶出家门,最终落得个妻离子散。 在我出院休息期间乡党委书记、乡党委副书记和乡党政办主任找我谈话:“因你住院治疗超过6个月,县人事局不同意你过渡为国家公务员”。 我找到县人事局分管公务员过渡的副局长,副局长说:“你病假超过6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经我局研究,你不能过渡为国家公务员”。 我去找县人事局长,局长说:“我局并未集体研究、也没有做出不同意你过渡为公务员的决定,公务员过渡考试期间你生病住院,因特殊情况未参加过渡可以补考,考试合格方可过渡为公务员。” 一知情者告诉我:“不是人事局不同意你过渡为公务员,而是乡党委书记受了它人恩惠,指使乡党政办主任向县人事局副局长递交了函,假借乡党委集体研究决定为名,说你生病不宜继续工作为由,要把你公务员的指标让给某女士。”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找到了政府分管人事副县长,向副县长反应了我的实际情况。副县长明确表示:“癌症作为特殊疾病,治疗时间长,一般会超过6个月,你又不在当地医院治疗,你可以参加公务员过渡补考”。 我还找了县委书记反应情况,县委书记答复说:“你现在身体很虑弱,先不急着上班,先恢复身体要紧,组织会客观对待的”。 我化疗后记忆力严重衰退,为了顺利通过公务员过渡考试,天天背诵公务员过渡考试的相关资料,感觉总是记不牢,过多地用脑有时会头晕和头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顺利通过了公务员过渡考试。 乡党委书记一计不成,又新生一计。私下面授乡党政办主任向县武装部去函,假借乡党委集体研究决定,以我生病后不能继续胜任工作为由,要求免去我乡武装部长职务。县武装部为慎重起见找我谈话,我明确回答:“这份函不是乡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因为我本人也是乡党委成员,如果以生病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免职,那么请县武装部组织一次全面考核,如果我综合成绩排后,我主动辞职。”县武装部了解我的个人能力,连年各项考核都是优秀,后来向其它乡党委成员进行核实,其答复均未参与研究我的免职决定,乡党委书记的免职计策以失败告终。 2002年我所在的乡纪委书记调离,暂时由我主持乡纪委工作,在乡纪委书记缺额的情况下,一位挂乡县领导觉得我从事乡武装工作担子重,向县纪委建议对我进行考察,县纪委责成乡党委推荐考察人选,而乡党委书记则没有推荐我,而是假借乡党委集体研究的名义推荐了一位副乡长,领导询问我为何不愿从事乡纪委工作,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最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2003年乡镇换届,一位挂乡的县领导向县委建议把我作为乡人大主席人选,人大主席必须要当选为人大代表才有资格参选,乡党委书记把我划分到一个家族势力大的选区参选,因这一选区有一人要竞争副乡长,副乡长由乡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为了选自己家族当人大代表来竞争副乡长,结果我的人大代表落选了,也就没有资格作为人大主席候选人。 2004年一位县领导考察乡领导班子,找我谈话说:“班子中你的资格老、人品正、口碑好、责任心强,如果你不得病早就提拔了,希望你能正确对待,要继续扶助班子新成员。”我的提拔因患病而终止这是铁定的结局,如果是组织处于对我的身体照顾,我能接受。但言下之意,是患了癌症患的人都不能提拔,这一观点我无法接受。 2004年行政区划调整,我原工作的乡与另2个乡合并为一个乡,新的领导班子实行民主投票推荐候选人,在乡武装部长人选中我的推荐票数最高,而另一个乡的武装部长以照顾家人为由,找到县武装部某位领导“说情”,结果这位乡武装部长如愿以偿,因县武装部某领导建议我不再任职,我成了争议较大的任职人选报给县委,后来县委否定了县武装部的免职建议,县武装部将我调到县城北部较远的一个乡工作。 县城北部这个乡不仅离县城远,并且某种特殊原因关系不好处,很多人不愿意去。我工作一年后,某个乡的武装部长与副部长不合,县武装部某位领导要把我与之调换,我所在乡的党委、政府和我本人都不同意调动,而这位县武装部某位领导通过多种手段向我施压,最后我严正提出:“如果我不胜任工作,或者我关系处得不好,或不利于工作推动,组织调离我没意见;如果非要将我调离,我就正式提出辞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后来在乡党委、乡政府和本人的反对下,以及县武装部党委成员多数不赞成调离我的情况下,此次调动未果。我在此工作了10年有余,直到2014年底为照顾多病的妻子,才辞职调回县城某部门工作。 辞职前我就做好了思想准备,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踏实做事、低调做人。我所在这个部门管理范围宽、人员少、事务多,3个人干4个股所室的工作,其中1人除了随同下去检查工作外,基本不干其他业务,另一人则是滑头,很多事务都推给我,以致于工作量越来越大,严重超出了个人承受极限,由于紧张工作出现了幻觉,直到2017年底我身体实在受不了,这才向县委提出调离,县委见于我身体因素将我调整到了另一部门。 现在工作部门的工作量同样大,从上班第一天起就没有轻闲过,我朋友问:“现在换了部门工作如何。”我回答他:“同样繁重。”朋友的一句话总结很到位:“干活老实的人,走到那里都累。”朋友的一席话点醒了我,认命吧,想一想,还有很多从事艰苦工作的人我也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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